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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香港是國際都市，要體現這份精神，種族的多元化，思維上的開放包容，機會的平等，與國際接軌的健全法制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談論香港核心價值，我們邀來了幾位一早已定居香港的外國人。他們雖然是outsider，但同時亦是insider —— 在芸芸的國際城市中，他們選擇了香港，並落地生根，以此為家。

香港以一個小城而可以躋身國際舞台，閃亮如東方之珠，歷史的因緣際會之外， 若果沒有香港人那份自強的努力，又如何令得夾雜在中西之間、不中不英的她打造出傳奇的故事？然而，這個香港傳奇裏有的不止是本地人，還有這些深諳香港核心價值並且珍而重之的老外。

錄音整理：張琛、三三、L 攝影：謝浩然 場地鳴謝：香港外國記者會

主持

C：陸恭蕙

現為香港獨立非牟利公共政策智囊組織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亦是研究所的其中一位創辦人。未涉足政壇前曾在商界工作14年。1992年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其後分別參加1995年及1998年之立法局/會直選，並成功連任。2000年決定不再參選，成立思匯政策研究所，常就經濟、政治及企業社會責任等範疇廣泛撰文，文章曾刊登於本地及海外雜誌或學術期刊。

出席嘉賓

H：Henry Steiner石漢瑞

生於奧地利，五歲定居紐約，並在當地完成教育，在耶魯大學師從當代設計大師Paul Rand。1961年前來香港， 在全亞洲發行的《Asia magazine》擔任美術設計。兩年後正式開始自己的設計專業，位於香港中環的希爾頓酒店（於九十年代初拆卸，現址為長江集團中心）是他第一個客戶，後來的客戶則包括了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香港賽馬會、太古集團、連卡佛百貨、渣打銀行等等。作品多年來在本地及太平洋區獲獎無數，他亦是香港設計師協會的創辦人之一，人稱其為「香港設計之父」。人們往往以跨文化cross culture來形容石漢瑞的設計，其擅長將東西方的文化元素混合成自己的風格，亦可說是香港精神的反映。一切都建基於他對香港本地華人社會的深刻體會。

生於美國芝加哥，中學時開始學習漢語。1974年開始定居香港，之後亦經常前往中國內地旅行，於1995年時擔任香港美國商會主席，現任Fortune China《財富中國》雜誌主席及總編輯。在他的個人博客裏，他以四不像作為筆名，以中英雙語撰寫他歷年來在香港及內地生活的有趣經歷。

http://app.fortunechina.com/weblog/?uid-16

Pe：Peter Cookson Smith 施倍德

生於英國，1976年起定居香港，本身是建築師及城市規劃師，其所創立的Urbis Limited是香港最資深的城市、環境及地景規劃公司之一，早年從事不少香港新界新市鎮的發展項目。身兼香港大學建築系榮譽教授的他，深入研究香港的街道生活，並出版了《街道與空間――變奏中的香港城市設計》（The Urban Design of Impermanence）一書，以詳細的街頭寫真去記錄香港歷年來的不斷發展，種種街道生活的景象或已消失流逝，卻烙印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

Pa：Paul Zimmerman司馬文

1958 年於荷蘭出生，1984年移居香港。期間管理超過15間旅遊代辦處，其中10間位於中國。本身亦是SIPA「國際航空協會審訂旅行社商會」行政委員會會員，以及"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Management Alliance"（組織致力於中國推廣國際商務旅遊管理代理）的組織創辦人。近年積極參與「創建香港」DesigningHK組織，致力於香港城市及海港規劃，並擔任「可持續旅遊聯盟」召集人，促進香港的生態旅遊發展。

T：Thomas D. Gorman高德思

C：你們在香港多久了？加起來一定是一個可觀的數目。

T：我是35年。

H：49年。

Pe：33年。

Pa：25年，我是「最小」的呢！

C：加起來一共是142年，真是令人驚嘆。你們當中有些人已經做了父親，所以我們可以從父親、家庭的角度講起，而不只是在香港生意人的身份。你們可以隨時來、隨時走，但為什麼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並且現在還在這裏？你們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T：其實我們當中很多人都屬於這一類：最初不過打算在這裏工作一兩年，但自然而然就留在香港並成家立業。我愛這個地方。雖然有不少地方還可以改善，但我仍然覺得香港是一個了不起的城市，很自由。

我來自芝加哥。有兩個理由讓我選擇前來香港，其一是新聞媒體；其二是中國。唸書時我已開始研究中國，學習過中文。在這方面，沒有一個地方比香港更適合了，我甚至從沒認真想過要離開，這裏就像是我的家，我還建立了一個家庭。香港也是一個很適合去建立一個「全球化大家庭」（global family）的地方，這是她的力量之一。雖然她有本身的難題，但也有很多選擇，只要看看孩子們的教育機會之多便可見一斑。我估計，現時香港有多達46間國際學校——這已經很不尋常—— 還未算上本地的學校。孩子在香港成長的美妙之處是，他們長大了就是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s），鄰居和同學來自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各地。

早在九七主權移交之前，香港對我來說已是見證和參與中國轉型蛻變的一個理想據點。回歸前有人預期上海將會取代香港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但今日看來，這預測距離事實仍然很遠，兩個城市其實都有很多生存空間，而彼此亦很不相同。無論是回歸前後，香港持之以恆的力量乃是資訊可以自由流通。它的重要性並不純粹對於市場運作而言，更在於人本身的思維方式，以及社會上的溝通。無論是對於中國或世界其他城市而言，我始終深信這是香港最大的長處之一。

C：Henry，那你來自什麼地方？

H：我的祖先來自西班牙，大約五百年前離開那裏，因為當時的選擇是改信天主教、死於火刑或者離開。於是我們遷徙到奥地利。我在維也納出世，六十年前再移居紐約，然後來到香港。和Tom的情況一樣，我在香港得到一份工作。1961年時，我在紐約效力的雜誌剛剛創辦了名為《Asia magazine》的雜誌，那是一本以亞洲為基地的周刊。本來只打算來九個月，延期至兩年……之後因為幹得不錯而獲得繼續聘用，便留下來了。

我有兩個兒子，都在香港出世，在英基學校上學。較小的兒子是一名招聘顧問，他不喜歡我稱他為獵頭族 （Headhunter）。前陣子他曾回來香港數星期 —— 他喜歡回香港。他的同學雖然分佈在上海、新加坡和澳洲等地，但也經常回來，香港對他們有種吸引力。

我們喜歡吃點心。在西營盤有一家新開業的中式茶樓叫蓮香居，我們去過幾次，那是一個樸實無華、喧鬧又混亂的地方。身處其中，作為唯一「鬼佬」的感覺十分有趣。我們又去了大嶼山的梅窩，與住在那裏的一個鬼佬朋友吃了一頓中國菜。兒子又建議到動植物公園去，這是個很神奇的地方，但我已很久沒有到那裏去了。兒子想看看那些「大猫」（豹）還在不在。當然都不在了，現在只有大烏龜什麼的。他對那個地方有一份特別的情愫。我覺得香港是個世界城，比起本地人我的孩子並沒有覺得自己不是香港人。有趣的是他倒沒有在蘭桂坊花太多時間。

「只要來過香港一次，當你再來時，感覺就像穿上一雙舊拖鞋般愜意，她是一個很容易讓人融入的地方。」

C：Peter又如何呢？

Pe：我來自倫敦，1976年來港。我和別人一樣也是為了工作，來的時候沒想着「我要在此度過餘生」。在港六個月後，我在倫敦工作了數年的顧問公司沒有興趣在香港繼續發展，於是我另起爐灶，在這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當時的英國是一個死氣沉沉的國家，政治很糟糕，人們經常示威，整個倫敦都因為煤礦工人罷工而停電，只能每周工作三天。香港却是一個充滿生氣、活力和機會的地方，吸引力可想而知。

我本身是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這亦是令我留在香港的原因—— 當時過半數的香港人口都集中在市區，他們大部分居住在天台、山邊或者避風塘那些簡陋的居所裏。我來港時正值各種房屋計劃、新市鎮計劃的展開。我最初的工作是建立大埔新市鎮，那時資源很少，人手匱乏，只有一兩個人的小組，這在世界其他地方根本沒可能發生，但這裏的人卻很願意為年輕但有經驗的人提供機會。那時候我們都有清晰的目標，政府亦知道怎樣做適當的決策。在十年間於各區打造的多個新市鎮，便是通過良好的管治才能建成的。我們跟本地人一起工作的問題不大，人們對工作的熱忱和專業性亦舉目皆是。香港是一個跟我過去所認知的地方差異很大的社會。我經常跟人說，只要來過香港一次，當你再來時，感覺就像穿上一雙舊拖鞋般愜意，她是一個很容易讓人融入的地方。

尤其在語言方面。在座各位可能沒有為政府工作過，但是以前有許多許多外國人在香港政府工作，他們只懂些基礎的粵語。即使我的工作要每天和華人社會接觸，我很多朋友也是華人，但是我從來沒有學習過粵語。我並不是說這是一件好事，但這是香港的一個優勢：你不必懂得這裏的語言也可以融入工作環境之中。當然這其中有歷史因素，我們都受到英國長期管治的影響。

C：Paul又怎樣呢？

Pa：我來自荷蘭鹿特丹。小時候父親經常前去中國買賣紡織品。每次當他外遊回來，家裏總會播放三分鐘短片，最初是8米厘，然後是超8。作為家中長子，我負責將爸爸的影片剪輯並配上標題，播放出來。這是我認識亞洲的契機。

大學畢業後，我不想留在荷蘭工作，反而來到亞洲。當時我獲得一家荷蘭銀行聘用，留港工作三個月，很快我就知道自己不是銀行家的料，但決定要留下來。那時候的香港是24/7（編注：是一天24小時，一星期7天的縮寫，即全天候提供服務的意思），我開玩笑說，每星期二晚我離家上班，回家時已經是星期日的早上。作為一個剛離開學校的年輕人，這地方是極度刺激的。其時正值1984年，香港剛走出危機，處處都是工作機會。我得以發展自己的事業，和公司一起成長。

我在這裏學會了很多東西：例如騎電單車 ——因為我負擔不起計程車費，但又極討厭每天上班時要乘地下鐵。我還學會風帆、潛水和滑翔傘等等，所有運動和爬山我都有興趣。而在香港最好的一點是，無論去哪裏，車程都不過15分鐘。我們抬頭看看天空裏雲層的飄移，以某種速度朝着某個方向，你就知道這天氣可以飛，45分鐘後你就可以找到絕好的位置，開始在香港上空滑翔。世界上再沒有其他這樣的城市了，你可以在近距離內做各種各樣的活動。

我有兩個孩子，分別是14和16歲（還有另一個即將出生），剛前去英國繼續學業，拓寬國際視野。在1997至98年時，我以一個蠻不錯的價錢賣掉生意後，打算離開香港。我的確離開過，先是去了荷蘭，雖然找到不俗的工作，但發現在那裏的生活超悶；然後我去了澳洲，那裏很漂亮但同樣極為沉悶。爾後我為菲利浦做一個專案，他們贊助了當時有機會進入世界杯決賽周的中國足球隊，於是我去了上海半年，她跟 1984至85年時的香港很相像，一切都是24/7。但每逢周末當我想帶孩子出門活動時，兩小時過去了，你會發現自己仍然被困在市中心內。這件事讓我放棄了在中國生活。

當我回到香港時，偶然地聽說本地有一個103歲的荷蘭人剛過世。其時我在荷蘭的母親因為關節受到感染不良於行，甚至連離家都很擔憂。她查詢過所有為老病而設的房屋設施，結果卻令她很擔心， 也因為這樣令我決定留在香港 ——在這裏我可以找到很專業的護理。同時我亦開始從事本地社區工作，認識了一關注保育的年輕人，重新建立自己和這地方的關係。我的朋友都在這裏，又開始介入香港的本地生活，還有山，有海，再沒有離開的原因了。

「就是那份密集及多元化，令機會變得唾手可得。」

C：香港擁有什麼特質讓你沒有沉悶的感覺？為什麼其他地方，例如荷蘭，又會讓人感覺沉悶？

Pa：就是那份密集及多元化，令機會變得唾手可得。在荷蘭你無論到哪裏都需要不少時間。當你比較自己在兩個地方可以做些什麼時，便會發現在香港可以隨時改變原定計劃，然後眼前會有很多全新的機會，在我的經歷中有這種特質的城市寥寥無幾。

Pe：為什麼香港既刺激又趣味盎然？很簡單，我覺得她是一個小巧緊密而且管理完善的城市，讓你在短短的時間裏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倫敦的話，外出開一個會議，便是一整天時間，當中有四小時花在乘火車上。在這裏，你一天之中大可以處理八、九甚至十件事情，甚至可以在辦公室以外的地方午膳。如此一來便令生活變得很有意思，那種多元化及生氣勃勃，以及一份can do精神，貫穿在生意及其他方面。

「因為可以做很多事情，結果讓你有雄心壯志去做更多，這也是另一種動力。」

C：我倒想談談有關彈性的問題。香港人懂得隨機應變，一天內可以跟八個人或團體會面，不少外國人對此都感到驚訝。香港人對接觸外人也很開放，這是很獨特的。只要搖一搖電話說
「我是某某，可以見見面嗎？」命中率是很高的。為什麼會是如此？

Pe：因為這大有可能是賺錢的好機會呀！

Pa：這亦是所謂的企業家精神。

Pe：九七年前，當我們和政府合作，碰到有問題要解決時，除港督以外，只消打一個電話便可以找到幾乎所有人。我曾不只一次直接打電話給布政司署負責的官員，他們都樂意立即接見並解決問題。這在今天變成很難。政府轉變了，變得缺乏反應，我想這影響了我們推進及辦妥事情的能力。很多政府高級官員花費了大量時間撰寫立法會文件。

H：他們雖仍然是幹公務civil，卻肯定不再是僕人servant。（編注：公務員英文civil servant，直譯為公僕）

C：那民間又如何？上星期我帶一位來自美國的女士拜訪一些香港商界的重要人物，她事後告訴我，這些人都彬彬有禮，出門時會送客，確認我們知道怎麼走回去。她感到很詫異。民間的情況會否跟政府不一樣？

Pe：民間還是可以的。在辦公室內，我會確保每個致電來的人在當天都會得到接待。更經常有學生在午餐時候到訪我的辦公室——在香港，這樣的做法很普遍，因為人們都願意騰出時間。如果時間許可，我們甚至可以在中午十二時碰面半個小時什麼的。

C：他們只來半個小時？

Pe：對。這跟西方、英國很不同。每次去到英國時，我總是很奇怪，那些人會留下一個口訊或者電郵，約你在一個多月之後共進晚餐。如果你想約人，對方總是回答，「本周不可以，下周看來有點忙，或者兩周後吧！但等等，那時候我好像要出門……」總之廢話連篇。其實我只想說，「我就在外邊，可以碰面五分鐘嗎！」

Pa：這裏大家都沒有時間可以浪費，機會亦很容易失去。如果可以把事情當下便處理好，何必要把它塞進滿滿的日誌之內？人人都追求效率。

C：這肯定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了。你們會怎樣解釋它？

H：我想那是由饑餓引申出來的一種動力——你要肯定自己下一頓飯由哪裏來。但對我來說，香港另一個往往為人所忽視的核心價值是：人們好像與生俱來的有禮貌。他們經常把：「很抱歉， 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和「唔該」（please）掛在嘴邊。而且他們會排隊……我經常乘搭電車，人很多，擠沙丁魚似的雜技表演，但上車下車卻不會推撞爭先，人們都習之為常。

T：香港雖然成功，但人們卻沒有因而變得驕傲。這亦是他們有禮、開明的原因。不像某些美國人一般。同樣重要的是人們依舊非常勤勞。在紐約或者倫敦，若你想要在星期天下午開會，除非是早已認識的朋友，大部分人都不會答應，他們根本不在乎。

「人們普遍存在着一種迷思，以為在大陸做生意較香港便宜。」

C：人們喜歡快速行事，從而又引起更多的抱負和目標——因為可以做到，所以想做更多。香港的核心價值和香港人的行為表現很有關係。

Pa：在荷蘭有些貴價名車你永遠不能開，因為會招人異議。在澳洲可能更是如此。但在這裏人們會說：「哇，太棒了。明天我也想這
樣。」

H：就我所理解，澳洲有不少人患上長罌粟症候（tall poppy syndrome）。那些冒出頭來的罌粟都會被砍掉。

Pa：香港人不會嫉妒你，而是想「酷！我也有機會這樣。」

H：在中國，要到鄧小平南巡，並說每個人都可以富起來之後，財富才不是罪過。

C：那是一種積極正面的態度？

Pe：而且人們不會覺得自己沒有機會。但這好像正在改變中。

C：真的嗎？比較起25年前，機會真的比從前少了？

T：我想人們普遍存在着一種迷思，以為在內地做生意什麼都較香港便宜。無疑在製造業，江蘇和江西等地的生產成本確實比香港便宜，然而就服務業來說，若拿上海北京與香港比較，只要認真計算成本、生產效率、勞動成本、以及種種隱藏的稅項等，便會發現香港仍然很有競爭力，甚至比五年前更甚。因此，我覺得香港機會還多的是。

Pa：但香港市場的成長真的不如從前了，尤其比較1984至97年間。那時候新加入市場的人數之不盡，而有開創精神的企業家總是機會無窮，人人都有機會證明自己的實力。但今天市場是扁平的，對新加入者來說便很困難。當下好些內地投資者或者公司在香港經營，令香港人覺得市場被他們偷走了，因為對方生產成本便宜，可以以更低廉的價格競爭。更甚者是眼看內地人來港買房，他們的孩子佔去本地的教育及醫療的空間。當下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矛盾和衝突，部分人甚至感覺被入侵了。

「不少專業性的服務行業都面臨一個很大的難題：如何從下一個梯隊中覓得人材去鞏固公司的基礎。」

Pe：我想大家都察覺到香港在變，其一是很難找到懷抱着熱情並願意花時間留在專業裏打拚的年輕人。他們寧可選擇政府、公營部門或大企業，很少願意加入小規模的私人公司。

C：你是指建築師？

Pe：我是指普遍的服務性行業。不少專業性的服務行業都面臨一個很大的難題：如何從下一個梯隊中覓得人材去鞏固公司的基礎。某程度上我們正在喪失那份開創的優勢。我們比過往幾年更強調香港要成為中國的服務中心service centre，無論是做生意的，還是提供服務的，人人都回內地工作。雖然我們很想招聘內地人，但現實上很困難。然而從本港大學聘來的年輕一輩却又不願意長時間留下來；最大的諷刺是，我們現在聘請愈來愈多海外來的人，從澳洲、英國或者其他來本地尋找工作機會的人。

C：就像35年前的你？

Pe：嗯，有一點相近。從前我們在報上刊登招聘廣告，大抵會得到一百個申請，但現在卻困難得多了，我也不明所以。在香港的大學教育系統內，學生的首選是醫科，其次是法律，建築只是第四或第五個選擇，這是人所皆知的事。人們追求安全感，當然也有些人認為去中國內地機會更多，也有來自家長的壓力。

Ｈ：我媽媽曾希望我當一個醫生。或者老師，最起碼可以有優裕的假期，總之不可以做藝術家。會餓肚子。

C：過去二十年香港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我很清楚我們之中有些是較年長，我們和年輕人的聯繫足夠嗎？我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嗎？他們又怎麼看這些年香港的優缺點？

Pe：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卻很難一概而論。例如環境問題，我們和青年人的確欠缺溝通。年輕人某程度上感到很挫敗，這種情緒亦擴展到其他方面。就最近的高速鐵路事件而言，重點便是背後潛藏的挫敗感。他們的意見沒有被聆聽。當下我們好像鑽進了牛角尖裏，有人會說，從前殖民管治的土地和金融體制，限制了城市建設以及我們市區的更新能力。但現時的政府各部門只關心自己的日程；缺乏整體藍圖，也不知如何達到目標。我並不想這樣批評，但每次當我因為種種合作工程而要前往政府部門開會時，卻發現會議桌旁邊起碼有兩打以上的人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告訴你，他們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沒有人例外。每次離開，總是令人萬分氣餒。例如我們的維港四周其實可以有很多發展機會，卻總缺乏高瞻遠矚，反而把精力消耗在自己一手製造的問題中畏縮不前。

C：跟民間正好相反？

Pe：正是如此。政府的問題是沒有人願意負責任，人人拒絕去做決定。無疑，我們是活在一個儒家的社會裏，事事要講中庸、要有規有矩，沒有人願意拍枱樹敵，這是中國人社會吸引人的地方，但當中亦不乏挫敗感。

H：香港是廣東一部分，一直以來都很國際化。在Canton變成Guangzhou之前，是交通航運和貿易的同義詞，而香港一直保留着這份感覺。她亦是那些在海外尤其是東南亞聚居的華僑的首府。但我們現在的討論有點像為香港旅遊發展局宣傳似的。對於香港當下的走向，我委實有些保留。

行政長官說政府的目標之一是要支持本地建造業，對於一個政府來說，這是很奇怪的講法。有一句諺語：You don't have a cat to watch a fish（不應讓貓兒幫你看管魚），但這卻是政府的現狀。政府政策由大地產商去主理；立法會內離奇地存在一些並沒有發揮實際功能的所謂「功能組別」；但另一方面，真正管理這個城市的「決策者」卻是一本來只擅長執行決策的公務員。他們是公務員而不是政治家或領袖，沒有能力作出明智的決策。我不想再談論迪士尼、數碼港，以及在添馬艦海傍不斷舉辦的奇妙的都會博覽會了。

「我們已到了一個尷尬的狀況——拿着石頭砸自己的腳。」

C：當我們談到香港人的基因是效率和動力時，面對政府缺乏彈性、花上大量時間却議而不決，會不會意味着，這正正違背了我們本身的核心價值，違反了香港人的一貫手法？

Pe：正是如此。當那些政策制訂者和局長等等齊齊站起來說香港將會擁有全世界最好的海岸時，那景況真的很奇怪。因為人人都知道如果按照我們現時的做事方式，沒有可能會成功。並非因為沒有懂得去做的人材，而是我們的機制讓事情往相反方向走。那些政府官員又認定自己的主要任務，就是毫無彈性地嚴格執行這些程序指引。

我們已到了一個尷尬的狀況——拿着石頭砸自己的脚，就像要求最好的跑手爭奪金牌，卻在比賽前將他一雙脚都綁起一樣。我曾經跟政府內部的人談過，但他們卻說：「我們當然做得對——我們諮詢過公眾，這將會是世界上最好的海岸。」事實上我們當中有很多人，包括專業團體、關心公眾事務的組織等，藉着寫信、參加會議、研討會和種種商談等等一次又一次表達我們的看法，結果還是什麼也沒有改變——我們一定要想出辦法，跨越這些不知從何而來的障礙。

H：以前，政府主要是要把事情做好，水荒我們就興建水塘。但當下政府所關心的，只是不去犯錯。每次我聽到有關公眾諮詢的倡議時，我就想，要瞭解人們的意願，最好的方法便是投票。那是最直接的做法。在英國統治時，港督被委派來處理工作，但今天不同了，由於行政長官不是直接選舉出來的，他只想不去犯錯。

C：香港正在經歷一個很有趣的階段，回歸之後，我們究竟是誰？或者可能是誰？這中間產生了融和化或者模糊化的效應。面對龐大的中國大陸，我們可否集中過去十二年的經驗，看它如何影響你對香港的感覺？

T：講個簡單的例子。我和朋友在香港逛商店購物，在高檔商店中我們覺得就像是二等公民。所有的服務員都忙着照顧內地顧客。

C：從前則是外國人或者日本人……

T：每個月我都要到北京，我也發現在赤鱲角機場內那些為內地人服務的櫃，五年前大部分都是一些身穿古怪西裝的中年男子，成結隊的參加旅行團；但現在卻有很多穿著休閒、拖着行李獨自旅行的年輕夫婦，變化真的很大。

Pa：我對香港發生的一切很樂觀。因為不同的原因，政府未能及時追上外間急速的轉變。回想九七之前，為了取得外國護照，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國；但現在不少人都回到香港來，例如住在我同村的鄰居，便剛由紐約回來，他本身是銀行家，懷抱着另一種態度回港發展。我想最大的轉折發生在2003年。沙士之前，人們還會在街上吐痰；這情況現在已甚為罕見了。這正顯示出人們對待環境的態度及期望在轉變。而在2006年時，星期六我們還在辦公，中午到鏞記午餐，下午四時還有工作。但現在是星期五便完成工作，在星期天與家人一起購物之前，你還有一整天時間可以做些不一樣的消閒的事，不一定只埋首工作。而香港的人口亦日漸老化，每四個人裏便有一個超過65歲。這些都是很大的轉變。那些跟我一起站在立法會門外示威的孩子們很投入，並非因為他們快要失業或者那高鐵就在他家門外經過，而是因為他們覺得政府的決定是錯的。看着他們，令我憶起自己在荷蘭念中學時參與過的示威活動。

「很多不同行業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進入內地做事情。他們對中國內地的認知在不斷累積。」

Pe：這讓我想起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當我們在談論香港何去何從的同時，中國內地也在以另一種速度發展。不少同儕或者友人都表示，他們在中國可以做一些在香港沒有機會做的事。他們看到內地有更好的環境、動力和資金，當然也看到當地的生活水準。例如住宅空間方面，中國內地明顯要比香港優勝得多。反過來看香港，我們卻好像已到了頂，以居住單位的空間來說，三十年來都沒改變。那時候我們規劃大埔，每家住宅都以50平方米為基數；但去年的數字卻顯示，私人住房的平均面積只有47.5平方米。我曾經在電台談到關於新界的策略性發展問題，除了可以建多少幢摩天大樓，可不可以亦顧及整體性的編排？

C：香港人一直都與中國緊密接觸，很多不同行業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進入內地做事情。他們對中國內地的認知在不斷累積。那是一種很實際的而非學院式的知識。以銀行界為例，像李國寶這種一流的銀行家，自1979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至今，他為了在國內開拓業務，結果累積了對中國金融業豐富的經驗和知識，這是十分寶貴的。如果把你、我、以及眾多的香港人加起來，有哪一個地方可以累積這麼多有關中國大陸的知識？

T：這滲透到每個角落和縫隙去，不單是專業界別，也見諸於製造業、物流和供應鏈之上。比起强於食物加工和IT的台灣，香港有某些部分還是比較優勝的。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則是中國那份外向性，中國很多大公司都渴望走向世界。除了上市集資，香港仍然有很多未被發掘的機會。雖然香港有本身的問題，但內地也同樣面對更大的難題，例如他們更缺乏擁有國際經驗和文化敏感度的人。

C：在這方面，香港仍然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T：這是肯定的。

H：一如我以前說過，香港唯一的出路乃是成為中國的服務中心，其他的製造業或什麼六大支柱，都是浪費時間。我們應該集中於提供服務之上：醫療、法律、通訊、設計，建築，銀行，會計等等，都是我們一直在做而且也做得好好的。其他的，例如工廠就讓中國去做好了（雖然很多工廠的老闆都是香港人）。在溝通上，我們毫無問題；銀行也有一切標準，所以內地公司會前來香港上市。我們愈早抓緊香港的獨特性，便愈早清晰方向。我想之所以會產生混亂，大抵跟那些認為香港應該怎樣子的所謂image-maker（形象設計師）有關。

「香港的太太們會去深圳買那些冒牌貨，內地的女士卻來香港買真貨，因為她們信任香港。」

C：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公司，或者反過來將外面公司介紹給中國，中間除了語言作為手段，你們認為香港可以作為一個中西文化交匯點而爭取到一席位嗎？

T：語言只是其中一環。更重要是明白雙方的社會文化、公司文化、它們怎樣做決定、決策過程是怎樣的，以及在那個變幻無常的世界裏怎樣前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實：要進入中國大陸，不單要知道怎樣行走，更需要一套策略性的方法。

Pe：一方面熟悉大陸，另一方面又熟悉國際的金融及法制架構，令很多交易得以在香港成功進行，也誘使更多資金在香港流動。

H：人所共知，香港的太太們會去深圳買那些冒牌貨，或者跳舞和按摩。反過來，內地的女士卻來香港買真貨，因為她們信任香港。如果買的是黃金，你會肯定那是真金。要若你買的是瑞士朱古力，那個真是瑞士來的。大家公認香港是可以信賴的。

C：可靠的。

H：還有專業的。

T：這裏有問責制。

H：另一點也很有趣的是，香港已經是第三年舉辦國際古書節。可能有人會感覺很奇怪：為什麼要在香港呢？但事實上古書節辦得很成功。最大的顧客都是來自內地的機關和大學，他們到此購買那些在1967年消失了的書籍。香港就是有這個本事，在中國的背景裏，做一些其他內地城市不容易辦得到的事。我所指的是行為舉止，以及一些需要代代累積的理解和體悟，這些都並非可以在一夜之間便能成就的。你可以買車、買名牌奢侈品，但你的行為舉止，所為與所不為的，都需要時間累積。我希望香港可以保持這種經年累月而來的特質。

「如果我要做生意，要承擔責任，那我定會以香港為基地，不用冒風險。」

C：香港是個讓你感到安全的地方。你有擔心過去某些區域嗎？

Pa：對的。我的孩子即使只是十一、二歲，但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完全沒有令我擔心。

C：我們也不是沒有罪案的。那安全感是來自哪裏？

Pa：但罪案不會犯到你的頭上。黑社會成員即使在旁邊，也與我們無關。

H：夜間在街上行走時，那些穿制服的警察也不會對你作出無緣無故的干涉。

Pe：這點很有意思。我們的紀律人員令人敬佩，例如警察、消防、海關，他們對本地的辦事效率和治安都貢獻不少。

T：現時仍有不少香港人被關在內地的監獄裏。他們當中有的幹了壞事，但亦有的是因為牽涉到商業糾紛。當這些事情發生時，每次回到香港，便讓我感覺很安全。

Pe：雖然很多金融公司都將總部搬到上海去，但到了某一個階段他們卻都退回了一步；雖然保持運作，但誰都不想在當地擔任簽合約的負責人。大家都想以香港為基地。如果我要做生意，要承擔責任，那我定會以香港為基地，不用冒風險。在這方面，香港還是很有優勢的。

C：即使怎樣不快和失望，香港人都不會將之轉化成破壞性的舉動？

H：人們尊重他人的財產。即使是那些塗鴉，尋根究柢都可能只是一些曾經到過外國的香港小孩，為了表示自己很酷或者是一些鬼佬孩子而已，而不像西方城市那些儼如瘟疫一樣蔓延開去的塗鴉。同樣地，當中也有香港人獨有的實際考慮，為什麼要去買一罐噴漆讓其他人得益？

「當下的香港由李小龍變得愈來愈像成龍。」

Pa：25 年前我來到香港時，什麼都不認識，每天下班回家，換上短褲，便出門在城市四處漫步。在兩個月內，基本上把整個港島和九龍都走遍了。在油麻地廟街走走逛逛，吃點東西，也甚是愜意。現在我仍然四處散步，但發現這個城市可以步行的地方正遭受到極大的破壞，散步的樂趣也在極速地消失。

H：我的辦公室就位於半山干德道。多年來，眼看着旁邊的建築物愈來愈高，車愈來愈多，但原來的單行路仍然是老樣子。

C：特別狹窄。

H：分別只是現在中間髹上白線。

C：密度卻比從前提升十倍。

H：對，但你可以說什麼呢？根本沒有人嘗試做些什麼去配合實際的使用率。

Pe：這引申出另一個問題——當你到達機場，海關服務很有效率，八達通又方便，人們更難以想像，憑着一張（指紋識別系統）身份證你便可以進出香港。但這只是銅幣的一面。為什麼我們的城市環境不可以好看一點？也許我們的行政長官從來都不會四處走動，但只要走一走，便隨時都可以發現令人生厭的東西：那些欄杆，街道的鋪砌方式等等都令人震驚，真的像仍處於第三世界。從前我們在新市鎮工作，每個星期一早上十時左右，便會接到工程經理的電話，為什麼？因為當時的港督麥理浩早上九時便會打電話給他們——麥理浩本身熱愛行山，他會帶着望遠鏡在八仙嶺眺望新市鎮，每逢見到有什麼不妥的地方便給他們打電話。這種親力親為實在是一件很好的事，現在卻不會再有了。我們嘗試在制度裏工作，這制度反過來卻把我們淹沒了。

C：香港的一大特點是多樣化。例如種族的多樣化，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周末來自菲律賓、印尼等地的家庭傭人在香港各處聚會。宗教信仰也是多種多樣，同時有各種廟宇、教堂、清真寺。70年代，如果周末想離開市區，只要搭乘一小時的渡輪就可以到長洲等完全不同感覺的地方，釣魚或是出海。你們覺得香港現在的多樣化是否變得少了？

Pe：當下的情況很弔詭。一方面我覺得這裏仍然很多元化。25或30年前，我們連蘭桂坊都沒有。當然也沒有迪士尼。但現在選擇更多了，何況我們還有很好的郊野公園、離島渡輪服務等等。但問題是城市規劃並沒有做好，很多地方看起來都像屯門一樣（編注：一個典型的新市鎮），沒有自己的個性。身負重任但閉門造車的市區重建局，大大地摧毀了香港的街道特色，以及那些原來趣味盎然的老區。這些地區原來的特色是用途多元化，充滿彈性，懂得適應經濟大環境的轉變，如果你將這些地方消滅，就等同於將香港的多元化也消磨殆盡。

H：一個政府如果覺得興建迪士尼比修復中央警署更重要的話，他們的心態可想而知。它寧願選擇外來進口的東西，而摒棄本身的特色。當下的香港由李小龍變得愈來愈像成龍——我們好像已喪失了七、八十年代的那種尊嚴、自信和謙虛。

HK OBSERVER

做一個世界人

香港的點滴回憶

三年前，為了紀念香港回歸10周年，我來港拍攝《新香港故事》，我的劇組在寶馬山上住了整整三個月——算上前期調研，工作了半年——那是一段難忘的時光，雖然我們的節目播出時更像一個《舊香港故事》，但我們每個人都很滿意；對我們的生活、對我們的工作，我至今仍聽得見寶馬山宿舍樓道裏的笑聲；有幾個多愁善感的人離開時流下了眼淚。是啊，香港再不是一個和我們毫無關係的、祖國南海的一顆「珠子」了，更不再是一個吃喝玩了的購物天堂——就像對內地一般遊客一樣 ——她，真的已經成了我們人生的一部分。這是《新香港故事》的策劃者——我所始料不及的。

撰文／攝影：田川（內地紀錄片工作者）

混雜、橫豎的混雜

我夢見了香港，瀰漫鴉片的香氣和令人頭疼的廟宇供香味；水上的人在做交易，說客家話；背景是像霧一般縹緲入雲的樓宇；手拈鮮花的印度人跪在滿是苔痕的青石板上；信拜火教的波斯人在維多利亞灣駕駛小巧老氣的火輪船；那是湘軍首領林文義在1862年於長江上所見的「迅如奔馬」的怪物，現在只有到香港去尋它蹤影了；還有飛馳的叮噹車：一個鬼佬在二層支起雨傘，擋住窗外刮入的風雨；舊監獄、警察宿舍、九龍公園裏的英式建築；銀行裏的羅馬式柱子……

這並不是一個奇怪的夢。在香港，我都能找到它的神經。

一位香港朋友說，這裏是一個鬼地方：內地好，香港就糟；內地糟，香港就好。表面看確實如此，從太平天國之亂到辛亥革命，從抗戰到內戰，從60年代饑荒到文革……站在香港街頭，我就喜歡看人：猜測他們的祖上是以上哪個時期逃難而來的？正是他們，締造了今天的繁榮……然而，不可否認，對平靜、幸福生活的渴望更是動力；香港就如中國內地與世界的臍帶，一個尋找新生的起點——當然，有時也不幸成為歸宿。

謝肅方先生（香港知識產權署署長）來自英國，他談到自己第一次來香港的印象時說：
「香港的街頭，每天都像足球比賽剛散場。」

這代表了那些「外來者」的觀點。中國社會是不太容易接受「外來者」的，香港是個例
外，每個人幾乎都是「外來者」；被迫的也好，主動的也好，如今都成了現實。

談到來香港的動機，謝肅方說，青年時，他在愛丁堡大學學中文，他的中文老師告訴他：「語言是用來交流的，如果你沒話可說，學一門語言也沒什麼用。」於是，謝肅方跑到香港來「找話說」，從他今天漢語水準判斷，他這一輩子可真沒少說話。

我的同事小林是福建客家人，她在新界碰到一個香港老先生，也是客家人，倆人竟然語言相通。老先生問小林：「你何時來的香港？」小林說：「三天前，你呢？」老先生答：「一百年前。」這種對話太後現代了，在我看來，客家話好像是一種密碼。

外來者紮下根，也必定會帶自己的成長背景，香港於是很「複雜」，廣東人、福建人、上海人、東北人、英國人、印度人、波斯人……杜可風在採訪中對我說，他來香港的動力是對中文女老師美貌的傾慕，讓他留下來的動力正是這種「雜」。

沈蔚蘭長一副精緻的印度面孔，卻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光聽她說話，你肯定想像不出她的面容。沈蔚蘭祖輩來自印度次大陸，她的母親就已經是一個老香港了。她回憶五十年代的香港：在樓上聽到叫賣聲，可以將錢放在籃子裏，用繩子從窗外順下樓去，小販會將小吃放在籃子裏……她很遺憾，這麼詩意的服務今天已經消失了。

對我來說，以上人物代表的是香港人與文化的「混雜」。我把它歸類為「橫的混雜」。還有
「豎的混雜」，那便是歷史。

在這方面，香港有些像印度，每個時代的標記它都完好的保存，因為總有一些人要為自己的身份立一個紀念碑。天星碼頭的事件不就是如此嗎？「集體回憶」、「身份認同」這些
詞，內地人聽都奇怪：我們的「身份」很明確：不是幹部就是羣眾，根本不需要認同；我們也沒什麼需要「集體」一起回憶的，要回憶，全是慘劇和鬧劇，我們光有「集體學習」就夠了。

我永遠記得鄭寶鴻先生在上環的那五平米的小舖子，他的牆上的每一寸立方都是香港的一種記憶，那些印女王頭像的郵票上維多利亞式的舊房子真美啊！女王真年輕！我問鄭先生，這些東西有人要嗎？他說，每天都有人問。鄭先生是一部活字典，他幾乎知道每條街道的歷史，不知道他儲備的這些知識夠不夠提供給「身份認同狂們」每日所需的？

香港現在還流行「集體回憶」嗎？或者也已經開始熱中「集體學習」了？

單色、中國式的單色

我離開香港前的最後幾天，和兩個同事一起，每天爬香港島的山。我們三個都是第二次來香港拍攝紀錄片，爬山是我們對香港時光的最好紀念。「山中香港」是另一種景象：到處能看見海，到處能看見鷹，如此的寧靜、如此的美。她彷彿還原到了她還是一個孤島的時代。我們在山上日本兵留下的灶台處小憩，我們和山頂上跑步的人閒聊，我們給自己留影。香港如果不是香港，我們會站在這裏嗎？

我自己有一本很喜歡的舊書，葉靈鳳的《香港方物志》，很小的時候，我就迷戀他寫的那些香港植物。在香港島的山上我又想起了那本書。香港如果不是香港，它就是一副中國南海的水墨畫。

我喜歡新界的盆菜，我喜歡貓街（摩羅街）那些碑文上的古老稱謂，我喜歡文武廟的盤香，我喜歡北角新光劇場的黑社會故事。他們都那樣的「中國」，甚至比我生活的北京還感到親切、親近。

有一次，我在蓮香茶樓拍攝，無意中在鏡頭裏看見了鄭寶鴻先生坐在一人中喝茶，他的姿勢是那樣優雅，那樣舒服。我突然覺得，他真的很「中國」。蓮香茶樓的老闆說自己因為沒出息，所以既沒有轉行也沒有裝修，因此一切還是幾十年前的樣子。我們真的應該感謝他的「沒出息」。我們太「快」了，也不知道要到哪去。

麥家碧是個香港「異數」，她沒見過豬，卻用豬來隱喻自己和香港，她說自己如果不是遇到謝立文，真不知道怎麼辦，可能會餓死—— 她說自己太傻了，除了畫畫什麼都不會。謝立文很木吶，普通話不會，專門迷戀粵語。他很個性，從不接受採訪，只同意閒談。導演趙良駿說他看上去傻傻的，其實是大智慧；他的「武器」是溫柔，這也是香港的「武器」，包容，以不變應萬變。

趙良駿也很怪，除了堅持用那極其原始、極其破舊的諾基亞手機，還建議我注意香港的鷂鷹。我還記得他在鷹君中心前用手機拍鷹的樣子：一個現代人怎麼會天天想那些鷹？好像一個北京的滿族惡少一樣；但他又不像，他建議我拍銅鑼灣的人行橫道，他說那是香港的生命力的象徵；他還提示我，舊時用的紅白藍的麻布袋代表一代香港人的精神，這些意象簡直太棒了。

麥家碧、謝立文和趙良駿是我認識的新香港，他們也非常「中國」。

在香港，我很愛看內地遊客，無疑他們是最 「中國」 的。可惜， 他們眼中的香港並不存在，那是海市蜃樓，那是浮漂在水面的倒影，那是專門編制給他們，讓他們成為其中一道風景用的。

對於我來說，香港是文化中國。香港是一本瀰漫霉氣的舊書，留白處註釋極多，我喜歡那些註釋。

對於我來說，香港是一種喃喃的禱告，一種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對待自己、如何與逝去者交流、如何奔赴未來的神秘禱告。

做個世界人——我的香港觀

來香港工作之前，我曾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一聽「辱華」的事，血就往頭上
噴，來過香港後我發誓要做世界人。

我曾去日本留學，那種生活給我留下的是一種莫名的悲憤之情。留學生活與外界的接觸是狹窄的，缺少交流便會橫生枝節。最要命的是我從小就受的「仇視」教育，這種仇視倒不是針對某國人，而是針對所有的強者和富人、富國、富裕地區。當一種「宗教」告訴你，你是弱者，你就會隨時準備好抗爭，不問你自己的作為，不問周圍的環境和動因。這種情緒很容易被利用。馬克思主義者，極端的伊斯蘭教、列寧主義者、史達林主義者、毛派與不知道什麼主義者——姑且稱之為「拜金主義者」的「地產黨」都準備了大量的這種犧牲者以供使用。

我對香港的情緒也曾經如此——不止是我，是我們那一代人——記得1985年北京的「519事件」，香港足球隊在世界盃週邊賽淘汰了中國隊引發了球迷鬧事事件，那是我們永遠的傷；在我們的理解中，香港人簡直就是英帝國主義的走狗；改革開放之初，內地影視作品中的香港人不都是如此嗎？拜金狂、被殖民心態、優越感、色情狂，這就是我們對香港人的全部定義，有興趣的人可以找電影《夕照街》看看。

來到香港工作後， 我發現香港人不是這樣。我在時代廣場打車，隨意鑽進一輛計程車，司機讓我下車，他說：「你沒看見計程車在排隊嗎？請你坐前面的車。」我鑽進前面的車，司機說：「去南洋酒店走路就可以，我告訴你怎麼走。」這就是我們說的拜金者嗎？那是無與倫比的震撼，如果在內地，10輛車裏11輛都會踩油門的，但在香港不會。這不但不是拜金而且是童叟無欺的社會。

原諒我的無知，來香港工作前我不知道香港賽馬會的公益性質，而在我有限的經驗中，所有的公益都是半官方背景的攬錢機構，而香港賽馬會的運作，香港民間慈善機構的工作，香港義工的服務真的讓我知道了什麼是「社會」，我才明白，世界上有「互惠」兩個字，世界上有「寬容」這個詞。我一直生活在「叢林」中，當然內心充滿了仇恨，隨時準備戰鬥了。

來過香港，我才開始認真關注西方的政治理念和運作模式，才開始用另一種眼光重新看待歷史，看待現代，看待我自己。

香港也許沒有民主，但它有英國人有意無意留下的法制傳統；香港也許沒有民主，但它至少有比我們多的自由。有時，民主真的那麼重要嗎？我多次這樣自問，或者離開法制和自由，它只是一劑毒藥？

香港在過去對內地的價值是它的示範作用，這種示範不僅是經濟上的，更是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內地需要「人的榜樣」。過去的中國社會，民眾是向士紳階層學習、看齊的，儒家還規定了很多規範，當這個階層、這些規範被消滅後，大家只有向錢看齊了，我們太缺少榜樣。我還記得香港那些愛國的左派，雖然今天我不能同意他們的世界觀，但我真的很尊敬他們，為他們的作為而感動。他們可愛，他們身上就有一種榜樣的氣質。

很多人在拿香港和上海比較，如果她真的就此等同於上海，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我認為，經過60年的洗禮，上海已經無法和香港看齊。香港是世界的香港，是內地的領航員，不僅在經濟上，更是在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上。於是，我一直關注香港「內地化」的速度，希望這種速度比內地「香港化」的速度要慢一些。

後記

香港的光榮年代？

九七主權移交前後，有關香港的研究及著作接踵而至。香港由一個廣東沿海小城，可以晉身國際都會，如果單單以156年的英式殖民管治去解釋，委實過於籠統。小城可以成就出傳奇故事，更關鍵在於她本身有的一份混血色彩──夾在中國與英國，也就是東與西兩種迥異的文化系統之間，混雜出別無二家的特質。一如香港作家陳冠中在其著作《下一個十年：香港的光榮年代？》的開篇中提到，一般人以開埠去形容殖民地的開始，是本殖民主義的眼光來看香港。這地方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已是中式的埠，文化上並不是從零開始。當她被割讓到英國人手中的時候，其實也是帶中華文化進入殖民地時期。「同時，英式殖民主義並不打算同化當地人，也不覺得有責任把殖民地居民納為英國公民。故此，殖民者沒有必要去改造當地社會肌理和居民行為，結果當地社會文化因為受忽略反而得以延續，並因為是自由港，遂出現多元文化並存及國際化，即今人所說的多文化主義局面。」如果香港沒有本身的華人傳統，再結合殖民者為當地帶來的種種福祉榮辱，便不會出落成為東方之珠。

「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那個階段漸漸遠去了，這個「香港傳奇」，就這樣便結束了嗎？面對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管治失衡，以及不得不與內地漸愈融入的現實，多少人會因為中國大陸在各方面的「海量」（包括資金、市場、機會甚至來港消費的自由行旅客等等） 而被震攝、被改變？當然，形勢不同了，變法求生乃是自然而然的事，問題是，如果沒有充份了解並把持自己的特質和優點，面向大陸時不但無法好好融入，更甚者是迷失自我。這個時候，大概便是我們好好反思一下 HK Core Value的關鍵時刻。 █